1949年10月14日晚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地开进广州
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广州宣告解放
15日清晨
当红日从东方升起时
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
从长堤大马路东亚大酒店
三楼的窗口悬挂出来
这是广州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图片来源：广州市档案馆）
讲述人：马玉明，广州悬挂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缝制者马明之妹，93岁
姐姐通宵加班赶制五星红旗
这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是东亚大酒店的车衣工马明，她是我的四姐。解放那年，四姐33岁，我23岁，刚刚进入先施公司工作不到一年，做床上用品和针织品的售货员，我平常就住在旁边东亚大酒店四姐的员工宿舍里。
为了保护我，四姐没让我理解得太清楚。但我还记得，10月14日那天，先施公司暂停营业，我去了四姐位于三楼的宿舍，但她很晚都没有回来。我知道她的车衣间就在二楼，所以下去找她。在她的缝纫机旁，我看到几颗黄布裁成的星星，便拿起来问她是什么东西这么漂亮，她回我说“不要碰不要碰”，没有告诉我做的是什么。
后来我才知道，那就是五星红旗上的星星。这面旗帜来之不易呀。那天晚上，四姐和她的同事、地下党员萧响三从地下电台听到解放大军进城，激动不已。他们从萧响三的爱人从香港辗转寄来的《大公报》上，确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图样，决定缝制一面五星红旗。时间这么紧，哪儿来的红布和黄布？刚好东亚大酒店为庆祝中秋正在布置橱窗和新制窗帘，购置了12匹红布，剩下了一些。而黄布则来自四姐同事身穿的黄色球衣。她通宵加班，缝制出了五星红旗。
15日清晨，四姐的几个同事萧响三、刘广源、马寿等把五星红旗从东亚酒店三楼的窗口举出，悬挂在马路之上，我也跟着去看。把旗举出窗外的是马寿。酒店有一名高管曾阻止他们挂国旗，说这样做太莽撞。不过大家都衷心欢迎解放军进城，没有人理会他。
东亚大酒店（左边的建筑）是广州最早的现代酒店。（图片来源：广州市档案馆）
90年见证新中国发展历程
我出生于1926年，可以说是从最艰难的时代过来的。1938年，日本军队还没打到广州，我们一家十口人南下逃难，徒步走了足足一个月，经过番禺、中山十多个县市才到香港。我的妈妈是缠小脚的，走不动，我就背着她走。两个侄女，一个4岁，另一个才2岁。途经番禺时，日军刚刚进村，我们几姐妹躲在草栈里，满脸抹黑灰，跑出村子时，还听到枪声。
到香港后，我的大哥在跑马地开了一家很小的凉茶店，但没多久因为逃难奔波，染病3天就去世了。余下的我们生活也非常艰难。后来，香港也沦陷了。因为家里没米，我们被迫去日军那里排队领米，亲眼看着几个难民死在日军手上。我自己也差点被日本士兵追上，拼了命跑上半山才逃过一劫，那一年我才15岁。
后来，我们回到广州。刚回来时，因为积蓄已经全部用光，又还没找到工作，家里几口人差点饿死。是大嫂天天去菜市场捡别人不要的菜叶子，和最便宜的玉米煮在一起，才让我们熬过那段时间。
但是，在先施公司工作没多久，我已经感受到局势的紧张。那时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商业也萧条，有时上一天班也做不成几单生意。社会秩序开始混乱，偷盗抢劫时有发生。解放后，新政府接收先施公司，一度更名为中心营业厅部，我也成了营业厅部员工。没多久，我就发现物价平稳下来，人们的购买力上升了，生活得到改善。
再后来，我们百货公司搬去南方大厦，我就在那里一直工作到退休。这90多年来，我看着黑暗的旧中国变成一个光明的新中国。我小时候，要好几年才会看到一栋新建的矮楼，现在一年半载就冒出几栋高楼大厦。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申卉、张姝泓、方晴、伍仞、曾卫康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骆昌威、方晴、伍仞、曾卫康、申卉、张姝泓
视频/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伍仞、曾卫康、张姝泓、申卉、方晴、骆昌威 通讯员郑强、刘靖雯、宋易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