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健、郭敏、黄勉（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武汉大学健康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吕明珊（卡尔加里大学文学院经济系、医学院社会卫生科学系、公共卫生学院）
2019年12月，新型冠状病毒在武汉出现，此后迅速在全国蔓延。疫情前期，对患者的救治皆采用西医方法，以抗病毒药物和抢救措施为主，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费用较为高昂。
相比之下，中医治疗成本较低，且中医药治疗疫病已有千年历史，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中医药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面对本次突发疫情，中医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在全国经济高压下，中医又能为财政省下多少钱？
近日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熊先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了在国家医保局为新冠肺炎患者费用保障方面提供的支持。目前全国确诊患者结算人数为44189人，涉及总费用75248万元，人均费用1.7万元，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约为65%（剩余部分由财政进行补助）。对于卫生健康部门认定的确诊和疑似患者，无论是本地或异地患者，都实行先救治、后结算。目前前述数字不包括未结算的金额。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中医的作用一直持保留的态度，直至我国着名女药学家屠呦呦，经过多年中药和西药结合研究，凭借其创制的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获得2015年的诺贝尔奖后，中医学才又一次受到热烈讨论。
中医药疗效曾饱受争议，其发展也一度面临困境。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再一次证明了中医在治疗疾病、控制病情方面的独到之处，特别是在缩短住院天数方面的显着效果，更是打破了“中医见效慢”的西医坚定拥趸的长期刻板印象。
一、武汉市中、西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成本比较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按病程可分为轻型、普通型、重型、危重型。目前临床采用的治疗方案的成本根据患者的病程有所不同：治疗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成本主要包括检查费用、抗病毒药物费用、医护人员防护用品耗费等；重症病人额外需要呼吸支持、循环支持等手段，参与临床诊断、护理的工作人员更多，抗病毒药物和隔离防护用品耗费也相应增加。针对严重心肺功能衰竭的危重症病人，必要时需使用ECMO（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俗称“叶克膜”、“人工肺”)以维持患者生命，争取治疗时间。药物成本方面，中医所用药物是中药汤剂（比如清肺排毒汤）；西医抗病毒治疗用药主要包括α-干扰素、利巴韦林、磷酸氯喹等。
综合来看，新冠肺炎的治疗成本主要有：包括核酸检测和肺部CT等在内的检查费用、住院床位费、人工费用和药物成本。其中，检查费用属于中西医治疗方案中的通用成本。因此，中西医成本的差异主要在于患者的住院治疗时间和日均住院治疗费用。
中医治疗成本
从2020年2月3日始，武汉市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收治的患者必须服用中药。国家卫健委推荐的“清肺排毒汤”适用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危重型患者救治中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合理使用。一般每天一付，三付一个疗程，每付市场售价约为40元。除中药汤剂费用外，住院期间费用还应包括床位费、诊疗费及护理费等合计约100元/天。综合来看，中医治疗费用合计约140元/天。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夏广文及其医疗团队对2020年1月15日—2020年2月8日从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出院的52例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中医证候、实验室检查、治疗方法等信息进行调查分析，并运用对34例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在西医用药的基础上给予中药汤剂、中成药及中药针剂治疗）和18例西医治疗患者（给予西药抗病毒、抗感染、辅助支持药物）的临床症状消失时间、体温复常时间、其他症状消失率、平均住院天数、临床治愈率及死亡率等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西医治疗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为（9.59±3.59）天，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的平均住院天数为（7.38±2.06）天。住院天数取整数，中西医结合治疗患者住院天数为5到9天，平均7天，人均总治疗成本为140×7=980元。
（二）西医治疗成本
2020年2月4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据统计，除了湖北以外，全国出院患者的平均住院时长是9天多，湖北省的平均住院时长为20天。湖北省的平均住院时间略长，一方面与重症患者比较多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这和武汉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出院标准有关。按照国家的临床诊疗方案要求，出院标准要求为临床症状消失以后两次间隔24小时核酸检测为阴性。但是武汉实施的标准更严格，符合出院标准后，需在院观察10-12天，因此导致了湖北省和武汉市出院患者平均住院时间比较长。
新冠肺炎轻型和普通型患者的治疗成本较低，每天的治疗成本约为1000元。重症患者中部分需要使用免疫球蛋白，以及更多的抗病毒药物，因此药品成本增加；部分重症患者呼吸功能衰竭严重，需要入住ICU以及使用呼吸机等。因此，重症患者每天的治疗成本约为1.5万元。对于危重症患者中心肺功能严重衰竭的，需使用ECMO为其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与循环，平均每天成本约为3万元。
由于从2020年2月3日始，武汉市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收治的患者必须服用中药。因此，以2月3日为时间节点，2月2日及之前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法为西医治疗，2月3日及以后为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根据湖北省卫健委2月3日公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2月2日24时，湖北省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1177例。目前仍在院治疗9618例（其中：重症1223例、危重症478例）。根据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及所占比例，赋其权重进行计算，可得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患者人均每天治疗成本约4978元/天，按照湖北省平均治疗时间为20天计算，人均总治疗成本为9956元/人。
（三）中、西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愈率、病死率
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于2020年2月2日发文通知各定点救治医疗机构，必须于2020年2月3日24时前确保所有患者服用中药。以2月3日为时间节点，2月2日及之前新冠肺炎的治疗方法为西医治疗，2月3日及以后为中西医结合治疗，以此计算中、西医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治愈率、病死率。
根据湖北卫健委统计数据，截至2019年2月2日24时，武汉市累计出院病例188例，累计死亡病例265例，累计确诊病例5142例；截至2019年2月19日24时，武汉市累计出院病例5448例，累计死亡病例1585例，累计确诊病例45027例。因此，2月2日及之前采用西医治疗，治愈率为3.656%，5.154%；2月3日使用中医药“清肺排毒汤”开展临床救治后，在2月3日至2月19日之间治愈率为13.188%，病死率为3.310%。
截至2月19日24时，武汉市累计确诊人数为45027人，假设整个诊疗过程单一使用中医或西医治疗，使用已得出的不同治愈率可计算出：若整个诊疗过程采用西医治疗，则治愈人数为1646.2；若整个诊疗过程采用中医治疗，则治愈人数为5938.2。因此，中医治疗与西医治疗治愈人数相差4292人。换句话说，仅在武汉市，采用中医治疗可比西医治疗即可多治愈4292人。
（四）中医治疗可节省的医疗费用
由前文中医和西医治疗成本的比较可知，采用中医治疗，每人治疗总费用在700到1260元之间，平均住院天数为7天，人均总费用为980元；采用西医治疗，湖北省平均住院天数为20天，每人日均治疗费用则为4978元，人均总费用为99560元。与西医治疗相比，中医可节省的人均医疗总费用最大为9.89万元，最小为 9.83万元，平均为9.86万元。
对于中、西医医疗费用的其他差别，我们分以下三种情况进行讨论。
1. 考虑已治愈患者节省的医疗费用。
截至2月19日24时，武汉市累计治愈人数为5448人。若整个诊疗过程一直采用中药治疗，则平均总费用为533.90万元；若整个诊疗过程一直采用西药治疗，则平均总费用为5.42亿元。可知，采用中医治疗比西医治疗平均可节省医疗费用5.37亿元。
2. 考虑可增加的累计治愈患者数及其节省的医疗费用。
假定从新冠肺炎发生至今，一直使用中医治疗方法，此种情形下治愈率为13.188%，可治愈人数为5938.2人，与此对应的平均医疗费用为581.94万元。假定从新冠肺炎发生至今，只使用西医治疗方法，此种情形下治愈率为3.656%，可治愈人数为1646.2人，与此对应的医疗费用为1.64亿元。比较二者结果可知，与只使用西医治疗相比，如在疫情爆发之初就使用中医治疗，可以多治愈4292名患者，且最大节省费用为1.59亿元，最小节省费用为1.56亿元，平均节省医疗费用为1.58亿元。
3. 考虑全市累计确诊患者可节省的医疗费用。
截至2月19日，武汉市累计确诊人数为45027人，以此计算如果从新冠肺炎发生至今一直使用中医疗法，比较只采用西医疗法所节省的医疗费用。若一直采用中药治疗，则总费用最大为5673万元，总费用最小为3152万元，平均总费用为4413万元；若只采用西药治疗，则总费用为44.83亿元。可知，采用中医治疗比西医治疗平均节省医疗费用为44.39亿元，最大节省费用为44.51亿元，最小节省费用为44.26亿元。
二、结语
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月17日发布的数据，在确诊病例中，大多数年龄在30~79岁（86.6%），湖北省病例占74.7%，轻/中症病例为主（80.9%）。也就是说大多数患者为轻症表现。如果中医可以及早介入，可及时阻止轻/中症患者向重症者转化。从媒体报道可知，由于湖北当地早期医疗资源紧张，而新冠肺炎发展快，一些轻症患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甚至被拖成重症，增加了治愈的难度和成本。为了更好地促进中医药事业的良性发展，可有如下着眼点：
第一，加快中医临床疗效科研进展，帮助患者尽快康复。
1月27日，国家中医药局以临床急用实用效用为导向，紧急启动“清肺排毒汤”的临床疗效观察应急科研专项，项目涵盖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4省。截至2月15日零时，该方在10省份804例患者中使用，通过综合观察，治疗新冠肺炎总有效率达到94%。本次专项研究的大获成功，使得国家卫健委在随后的第三版全国诊疗方案中纳入中医方案，至此中医药专家全面参与全程。中医药在疾病控制方面的显着疗效彰显了国药智慧，这使它再获广泛认可，因此我国应加大中医药研发的投入力度，最大程度地发掘在历史中蒙尘的传统中医遗珠。
第二，突发疫情尽早采取中医方案，降低疾病负担。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从1月23日至2月19日，武汉市的预拨付医保资金已占2018年武汉市全市区及区以上医院平均每月医疗收入的69.07%。为抗击本次疫情，全国人民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但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仍然是未来需要时刻警惕的隐患。建议在未来面临类似事件时，适当调整疾病诊疗方案，使轻型、普通型患者尽早治愈出院，降低普通型转重型发生率及危重型发生率，将大幅减少医保等各项费用的支出，为社会、企业和个人节约大笔费用。
第三，尽快使用中药方剂可有效缩短住院天数，提高床位周转率。
本次疫情在暴发中期面临床位紧张的困境，若在未来面临未知新的病毒性疾病时，尽早将中药处方加入疾病诊疗方案，通过早期介入、全面覆盖、防疫关口前移至整个社区，即强制要求所有轻型和普通型患者使用，重型和危重型患者视情况适当使用，必然会提高病床的周转率，使更多的病人得到及时救治，更有效地阻止疫情蔓延。
第四，加大中医教育力度，培养全民中医素养。
中医的精髓和技能往往“只可心授、不可言传”，师徒传承是我国中医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但现行医疗制度，基本否定师徒传承，过去主要按传统方式培养的国内知名中医已为数不多，其后主要按西医式教育培养的中医，在技术水平上能与前辈比肩者甚少。若要更好地传承我国传统中医治疗技艺与悠久文化，首先须从基础教育抓起。建议在青少年人群中重点推进中医药文化的传承和普及，增强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初步认识，培养学生对中医药文化的广泛兴趣，并有助于青少年形成正确的生命观和健康理念、热爱科学和钻研科学的思维素养以及“医者仁心”的道德情怀，为学生打上中医药文化素养的深刻烙印，其次，真正实施2017年通过的《中医药法草案》，认可师承学习的方式，而不是要通过西医化的那些考试，否者民间中医就一直无法得到承认。
重构中医药大学的学科培养体系。
我国中医药大学的教育方式西化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由于西医和中医的理论体系截然不同，单纯用西方医学理论诸如随机对照的方式要求中医的科学性有待讨论。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在治疗疾病的效果方面与西医相差较大，因此也导致了大家都不相信中医。特别是在中医药大学，《黄帝内经》、《伤寒论》、《诸病源候论》等中医经典竟然都是选修课，这个问题不解决，便难以搭建中医药大学的学科培养体系。
第六，改革中医药院校的临床实习模式。
临床实习是高等中医药院校医学生步入临床工作的重要环节, 是对中医认识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 更是加深中医学基础理论、基本知识的学习, 培养中医临床思维训练的重要阶段。中医临床思维是指在判断和分析疾病本质、发病规律、制定治疗、预防疾病的原则及辨证施护过程中所表现的思维活动。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认为“医者意也, 善于用意即为良医”, 其所强调的即为临床思维的重要性。但是目前高等中医药院校附属教学医院临床、科研压力较大, 对教学重视不足, 导致临床教学缺乏系统性和规范性, 且教学属性重西医、轻中医。因此，中医药院校的临床实习模式亟需进行改革。
（感谢田悦 任美伶 寇磊鹏 刘云乔 李江文 徐俪筝 胡思梦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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